元故事 079 期 深圳的42个瞬间

这42年的改革风云、沧桑巨变,相关的文献和著述早已汗牛充栋。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42年就是一个个与你我他相关的瞬间。无数个瞬间的叠加,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历史的长河。

这些瞬间,调转了人生的走向;这些瞬间,让陌生的人与城市,变得熟悉;这些瞬间,让人从看山到望海,让味蕾从单一到糅杂……如果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无意中扇动了一下翅膀,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么,可不可以说,深圳也是一对这样的“翅膀”?

从1980年序幕拉开,到2022年之间,这些故事或许也是你曾亲身经历过的,又或许,是你的家人、亲人所经历的,甚至可能是在你出生之前,由父母、长辈经历之后,讲述给你听的……不管怎样,故事一旦开场,就已经注入生命,将你与深圳这座城市,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元故事,由不同年龄段晶报记者在42年间采访、参与、听闻或亲身经历的42个“深圳故事”组成。这既是献礼特区42岁生日的一份珍贵礼物,也是岁月之河串起的珍珠,温润,散发着经久不会褪去的光芒。

……15年之后的春夏之交,他回忆往事,偶然想起了1980年8月深圳的那个秋夜。特区在那个月刚刚建立,他也才来深圳做了一名文化干部。晚饭后他在深圳工人文化宫一带散步,月光清凉,四野寂静。忽然,远处清晰传来一阵钢琴声,这让他大为惊异。别人已经告诉过他,深圳文化落后,只有一架钢琴,是1960年代初期马思聪来深圳戏院演出时专门购置的。演出结束,马思聪走了,别人都不会弹,钢琴从此就闲置在那里。怎么这会儿又有了琴声?

他循声探察,发现文化宫院内一房间里,有位姑娘在凝神弹奏。她弹得不够好,常常按错键,但动作很投入,脑袋随旋律轻轻摇动,嘴中不时忘情地哼唱几句。直到他走近钢琴边,姑娘才发现有不速之客,琴声戛然而止。

他连忙递一张刚印好的名片过去。她一看,见是文化官员,面露惊讶神色。姑娘说,她是宝安县文艺宣传队的女高音演员,可是这个宣传队刚刚解散了,她很疑惑:办特区好不好?特区是不是只顾发展经济,不搞文化艺术?像她这样喜欢唱歌弹琴的人是否会有前途?她指指自己弹的钢琴说:别看它破,却是马思聪弹过的,是全深圳唯一的钢琴呀!本地人也没几个见过的……15年后,想起这位姑娘,他觉得很遗憾,因为竟然没有机会再见她一面。那姑娘现在何方?她知不知道如今深圳“钢琴热”正一浪高过一浪?眼看着钢琴已成许多普通家庭的寻常摆设,而价值近一百万的“斯坦威”,市里的文化机构也有好几架了。他忽然又想起马思聪的那架钢琴:它如今在哪里?它应该在深圳博物馆才对啊。

1981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四年,经过上一年的失利,我决定吸取教训再战。复读班的班主任冯老师是位不到40岁的年轻教师,据说早年是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同学们亲切地称他“冯满哥”。记忆中的那年除了艰辛还是艰辛,语文老师“冯满哥”,堪称我的人生导师,他帮我保持了一份清醒去迎战人生的大考,并最终达成心愿。

在京城读书的几年,除了放假回老家探望恩师,平时少有他的消息。再后来听同学说他到了深圳一所学校继续教育事业。毕业后,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我有幸接待了来京的老师,听他讲述深圳的故事和奇迹,也在心中留下对深圳最初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深圳停留将近两年,在对这座神奇的城市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后,我毅然追随恩师的足迹,奔赴南方,扎根深圳! (周维民)

40年之后,我仍然觉得1982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个重要年份。那一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上县城,第一次吃到西红柿。而成就这两个“第一次”的纽带,是高考。

那时乡村中学的孩子参加高考,先要经过预考,刷下一大半后,才有资格坐上那辆开往县城的破旧客运车。但那也只是走过场,在我们那届之前,我的母校沙口中学从没有人考取过大学,因此,被敝乡人亲切地称呼为“沙光头”。

不过,即将跨进17岁门槛的我没心没肺,压根就没想那么多。当时惟一的小烦恼是怕睡过头,但也只是烦恼一小会儿,吃饭时见到了西红柿蛋汤,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味蕾的记忆至今还留存第一次品尝西红柿蛋汤的感觉,有点酸,有点甜,就像在宿舍里偷看同学挂在蚊帐里的刘晓庆的电影海报。

考试的结果也像喝西红柿蛋汤一样酸爽。那一年,沙口中学一举摘掉保持多年的“沙光头”帽子:两个过了本科线,两个考取中专。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两个过本科线中的一个,居然有我这个从不被人看好的学渣。

一个在高考前没去过县城、没吃过西红柿的乡村孩子,他的视野中怎么可能有深圳?听都没听过。 (李鸿文)

1983年,罗湖黄贝岭中村,上演着一个贫困县小伙来深拼搏的小故事。39年后,当他听说,当年靠血汗积攒下来给女儿买黑白电视机那600多块钱,差不多可以买下同期黄贝岭中村的两块地皮时,发出了“那年代,没有想法”的感叹。他确实没想到,那个蚊虫横飞、道路泥泞的地方,如今成了高楼林立、经济腾飞的国际化大都市。

1983年10月,25岁的河源龙川小伙罗水强背起行囊,在闷热的长途汽车里摇晃了大半天,来到了位于深圳罗湖的黄贝岭工业公司水泥制品厂,投身特区的下水道预制水泥管生产。住在村里的工棚,除了炎热,还有肆虐的蚊虫和蛇。那时的深南东路才建好,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的路况好一点,笋岗路、泥岗路还很烂。

在那个“三天一层楼”的年代,挥汗如雨地打拼可以换来比龙川老家高好几倍的收入。每月170块的工资,罗水强的荷包渐渐鼓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上已经开播港剧,武侠剧风靡一时。为了不让女儿去别人家蹭电视时被赶走,罗水强一口气掏出了在深圳赚的600多块,把龙川县城百货大楼里的黑白电视机搬回了家。

这个豪掷600块钱的人,就是我爸。而我,就是那个童年拥有了黑白电视的快乐,却完美错过成为深圳城中村“土豪”的人。听说,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在罗湖东门老街用港币坐了机动飞船。20年后的2004年,我落脚深圳的第一站,就是罗湖汽车站,坐上飞驰的小巴,奔向深南大道6008号。 (罗秋芳)

1984年的我,刚上初中。对于我的老家,淮河岸边的小县城来说,深圳几乎是难以触摸的另一个时空。

但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在于,我家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每每在课间十分钟教室里召开的“时事研讨会”上,作出颇有见地的研判,在同学当中赢得“国际问题砖家”的美誉,当然离不开收听收看新闻联播的积淀。

10月1日,我又理直气壮地坐在了电视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直播,这不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嘛!哪个家长会拒绝孩子自觉地接受教育呢?

军容军威,飞机大炮,洲际导弹……当然足够震撼。不过除此之外,很多政治术语和口号,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太深奥了点。

但有一句话是例外的。当深圳经济特区的彩车驶过时,央视解说员说道:我们深圳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上,那天对初生的深圳经济特区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曾经受到争议的口号,随着走上广场的深圳彩车,终于飞出深圳,走向全国。

那一刻,让多少人知道深圳、向往深圳,并且冥冥中注定有一天会来到深圳?难以计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一个是我。那是我“深圳时间”的起点。 (马骥远)

获1985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那篇稿子,《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我是1986年下半年读到的。当时我在《衡水日报》当记者,记得政文科同事们一起研读获奖好新闻时有人感叹道:“看看人家深圳,这样的稿子我们敢发吗?”那会儿我都不太清楚袁庚是谁。30年之后,我给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策划了一套“我们深圳”丛书,组的第一本书稿就是涂俏的《袁庚传奇》。读了涂俏书稿后,我才知道获特等奖稿子背后的一些细节。涂俏书中写道:

1985年2月17日,《蛇口通讯》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我准备写一篇批评袁庚的文章,你们敢登吗?”接电话的人说:“你敢写我们就敢登。”两天后是农历大年三十,总编辑果然收到了那篇署名“甄明伲”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稿子。他未敢做主,熬过大年初一,等到大年初二晚上十点,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稿子想送他审一审。袁庚当机立断:“不要送审,你们有权发表。”第二天总编辑在一个活动上见到袁庚,坚持说批评稿见报前需本人过目核实,这也是常规。袁庚想了想,答应了。袁庚想的是,自己已经非常注重管理了,“甄明伲”究竟批评他些什么呢?

初三夜深,凌晨将至,袁庚读完“进言”批评稿,抓起电话打给总编辑说:“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说了“一字不改”后,他又觉得有一处可以商量。“明伲同志似是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可以征得本人同意,将‘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这样更亲切。不过,这只是建议,不是审查。”

总有人说特区初期不重视文化,其实大谬。那时候深圳作家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了作品,《深圳特区报》都会在一版隆重其事报道的。1986年10月16日特区报一版报道说:

第九期《人民文学》以头条位置发表我市青年女作家刘西鸿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人民文学》在《编后记》中说:“本期我们把深圳不到三十岁的女作家刘西鸿郑重地推向诸位的视野,在欣赏她的作品之余,读者们是否也愿思索一下这饶有兴味的问题呢:继张抗抗、王安忆、舒婷、张辛欣、等已蜚声海内外的一茬之后,新一茬的女作家们的创作中是否又有了新的弦音与韵味?”

《你不可改变我》确实有新的韵味,刘西鸿以她的独特的语言、节奏和韵律,表现八十年代特区青年的意识、心态、情感与追求,这里边有对人的尊重与理解,有真、有善、有美。

刘西鸿是文坛新人,现在文锦渡海关工作。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花城》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月亮,摇晃着前进》,其后又发表了《苦苦哋、甘甘哋,甜甜廿四味》(《浪潮》一期)、《自己的天空》(《花城》三期)、《我与你同行》(《文汇月刊》四期)。刘西鸿的小说已引起普遍重视,广东文学界于本月十四日在广州召开了“刘西鸿作品讨论会”。

《你不可改变我》后来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1985年—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李跃)

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1987年,读报才是获取咨讯唯一的渠道。当年我7岁,总想赖着跟爸妈一起睡,父亲总是在我睡着后,才把我抱回自己的房间。

怎样才能让一个好奇心爆棚的孩子早点睡着呢?读书看报!父亲的床头总是堆满了杂志报纸,他会跟我分享一些新闻消息。澳门在1999年要回归祖国了,大兴安岭发生了火灾……

还有,深圳竟然拍卖土地了,还卖了500多万!父亲读报时,已经睡眼惺忪的我突然惊醒,500多万,什么东西能卖这么贵!2毛钱就能买一小纸角的饼干,5毛钱就能打满一瓶酱油,1块钱能买5包方便面……这500万能买多少零食呢?无数个零在我脑海中出现,貌似数起来要算到世界尽头。“深圳作为特区还是有魄力,我也要去闯一闯!”父亲的一番话让我记下了深圳这个地名,也仅此而已,睡意涌来,抱着父亲的手,一边囔囔地说:“老爸,别走,陪我睡觉。”父亲哈哈一笑,轻抚后背,让我迅速进入梦乡。

大学毕业到深圳,我折腾数载总算买房结婚,一算房子也是价值五六百万。七旬老父亲闻讯哼哈一笑,如果早在1987年,那可就能在深圳买地了。特区发展如此之快,何其有幸参与其中。 (李果)

这一年,我在内地读书,已经工作的弟弟送给我一块不锈钢表带的日本双狮牌全自动手表,走时十分精准,还不用上发条。我猜想这沉甸甸铮亮的表一定很贵,花了不少钱。弟弟说,是出差深圳买的水货,不到100元。还告诉我,深圳商品丰富,有很多进口产品,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深圳到处是建设工地,热气腾腾。

我开始留意深圳,在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可以阅读到滞后好多天的《深圳特区报》,当时版面已比内地的许多报纸版面要多。报纸上多有小块招聘广告,依稀记得当时招得最多的是模具工程师、注塑工程师和啤机师傅,一些文章和广告还被人偷偷剪掉和撕走,报纸露出空洞的缺口。但让我对深圳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及《人民日报》对思想工作者曲啸、李燕杰等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青年对话的“蛇口风波”的系列报道。 (廖杲)

1989年我已在武汉一家钢铁企业工作,朋友王威当年南下深圳闯荡,凭借学过雕塑功底,在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谋到一份工作,参与中国第一座微缩景观主题公园制作。公园当年完工营业后,王威又在锦绣中华公园前的“艺术一条街”为游览锦绣中华主题公园的游客画像、雕像。正是在这里为游客雕像的过程中,王威结识了一位香港客商,这位客商试着将一些国外的手办订单交给王威做,数次满意后,又将更多手办单交给王威,再后来索性让王威介绍组织更多有雕塑功底的年轻人到深圳从事手办制作。

上世纪90年代,在锦绣中华、民俗村附近的白石洲村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手办制作产业链,直到21世纪初,这条产业链才迁移到粤东澄海,白石洲的手办制作才逐渐淡出。 (廖杲)

“深圳股市能赚钱!”这个消息迅猛地向全国各地扩散。1990年5月起,各路淘金者怀揣着发达梦云集深圳,其中就有我年轻的三舅。他意气风发地准备下手中国第一股:深发展。

此时,深发展每股比发行价上涨了784%,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600%。我的三舅在6月底一头扎进了股市疯狂的怀抱……

但这种疯狂,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开始着手整顿:5月29日实行涨跌停板10%;6月18日缩窄至5%;6月26日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显然是鼓励跌。7月1日,开始实行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调节税;11月20日又下发了:党政干部不许炒股……一系列操作下来,深圳股市从12月8日掉头,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长跌,头也没回。而我的三舅把他准备结婚的家底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股市早期的“阵痛”。

同年12月1日,深交所挂牌试营业。现在每次看到深交所门前的那头牛,我都会自然地想起我的三舅,他只是比其他人晚到了一个月。 (冯景)

1991年,我还在兰州上高中,那是一个冰箱、彩电、洗衣机还被称为“三大件”的年代,家里换了彩色电视机,自然是大件事。我兴奋地围着爸爸,看他拆箱、安装。

深圳啊,蛇口啊,听起来好高级。对一个远在内陆城市的孩子来说,深圳只是新闻联播里的一个地名,一个与、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名词,却是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概念性的存在。

接下来又听到爸爸念叨什么日本的生产线、质量好……很多早已记不清晰的细节,但是“深圳”就此以一个具体的存在,深深印在脑海中,第一次,我与深圳、与蛇口正面相遇。

10年之后,当我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土地,30年后,当我回忆起这段小往事,总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徐松兰)

武汉大学桂园食堂门前的海报窗和阅报栏,就餐时间一向是人气最旺的——这是物质和精神食粮双双摄入的时刻。

那是1992年3月。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来说,不免有些焦虑。彼时,整体就业形势很不明朗,用当年郭富城的一句歌词就是:不知该往哪里去。

突然有一天——3月31日,橱窗里几乎所有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乃至本地《长江日报》都刊登了同一篇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发表的谈话可谓振聋发聩: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这些话语所带来的冲击波动人心魄,在我几乎是在热血翻腾和浑身颤抖中读完了这些文字。而到最后,都会留意到“转自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的字眼,作者“陈锡添”的名字则刻进了脑海里。

此后,全国政经形势为之一改。仅在传媒行业,此前一直是个位数招人的长江日报社仅从武大新闻系就招了4人,而我有幸成为其一。后来我们明白,个人命运都是时代命运的个性演绎,我们都受益于那个时代及其“春天的故事”。

《东方风来满眼春》浓缩了我对深圳的所有想象。在去长报报到之前,我坐了一夜火车去深圳看了一眼——果真就只有一眼。在深铁大厦楼顶,我眺望了一眼目力所及的罗湖随即折返。又有了一个念头:这辈子要来深圳闯一闯。这是1992年的6月。

1993年10月,我南下深圳参与创办《深圳晚报》。2004年8月,在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之际,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新闻眼”接受了我的专访。2012年9月,陈锡添在拙作《N面深圳》写上这段话:我们所说的深圳,至少包括三个概念:传奇深圳、现实深圳,以及梦幻般的完美深圳——这是一座城市恒久的梦想,也是一座城市持续向上的力量。 (胡文)

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5岁的时候,那一年,父亲去深圳出差,回来后跟我们聊起了他眼中的特区。“那里很多高楼,最高的国贸大厦,顶楼还有一个360度旋转的餐厅!能看到整个城市,真现代!”

“深圳”二字再度闯入眼帘,已是6年后的1993年。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毕业实习,去北京?上海?还是留在南京?当我深陷选择困难症时,一封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书信从遥远的深圳飘落到南京大学新闻系72#邮箱。

那是我初中同桌文莉的来信,一个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踏上了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

“深圳是一座会让你不断进步、变得更加优秀的城市”,追求完美主义的她,觉得深圳很符合她的调性。

实习时,跑得最多的是深圳大剧院。那时的演出很多,老师们也乐得让我多锻炼,像“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这样的重大活动,也让我去担纲采写,由此我也采访了李谷一、徐沛东、吕思清等众多艺术家。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报纸版面上的铅字,兴奋和满足感油然而生,更惊喜的是,实习结束时,竟然还领到了将近1000元的稿费!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姚宇铭)

那一年的6月17日,我踏上了东往广州的火车。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因为那是美国世界杯开幕的日子。

投奔深圳的单位之前,我并没有经历过面试环节。只是在深圳的同学帮我投了份简历,就接到了招聘单位的召唤。由于火车大晚点,到了广州,我已经联系不上我的同学。糊里糊涂上了一辆开往深圳的中巴,又糊里糊涂地在南头关被赶下了车。我并不知道过了边检,还可以上同一辆车。于是几乎被裹挟着上了另一辆开往深圳火车站的车。

在火车站旁一个简陋的小旅馆安顿下来,已是凌晨时分。电视上播放着世界杯的揭幕战,但我一点也看不进去。

第二天一早,终于联系上的同学打车过来接我去位于南山的单位报到,经过深圳湾,同学指一指窗外说,“你工作的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那个时候,深圳湾还是一大片海,滩涂还只是滩涂,野草恣意生长。

报完到,同学把我领到一个茶餐厅,那是我从未见过的餐饮方式,电视机上播放着以前在录像厅里才能看到的港剧,我突然很认真地跟同学说:“我一定要留在这个地方。”(陈绮宁)

1995年的夏天,小舅带着我,从衡阳出发,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到深圳来找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小舅妈。下了火车,我撑着睡眼,懵懵地跟着小舅走在人群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而且是黑皮肤的外国人,穿着笔挺的西装,迎面朝我走来。那个镜头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在我成长的小镇,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见到外国人,而八九岁的我,竟然见到了。

那个晚上,小舅带我在布吉一家玩具厂门外等下班的小舅妈。路上很黑,不知是刚下过雨还是怎样,小舅妈从工厂走出来的记忆镜头,是昏暗且潮湿的。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往后自己会和深圳有什么纠葛。

10年后,因为志愿填得不好,心不甘意不愿地跑到深圳上大学。来的时候,每天都想着离开。毕业后,深圳那么自然、那么“不计前嫌”地成了我深爱的第二故乡。 (罗丹)

年中,我入住了来深圳后买的首套房。首付即耗干了积蓄,以致装修只做了一半,但告别居无定所租房的日子,我们两公婆还是兴奋了好一阵子。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在当时二线关关外推广购房入户,当时我买房的目的也是为了户口。匆忙看图选房,办完手续一个多月后,才想到应该实地了解了解所购楼盘的具置和周边环境,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更别说导航了,一路打听,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新家的工地。

上世纪90年代,罗湖仍然是深圳的中心,相邻且有入户政策加持的布吉自然成为外来打工者的购房首选。此后十年我们又搬了两次家,始终没有想过跳出布吉的范围,这也许是我人生投资中的一大败笔。那些年二线关内外房价差距并不大,关内的南山更被视为深圳的边缘,当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预见,曾经“边缘”的南山、宝安的楼价,有朝一日会变得高不可攀。 (董韶军)

我很喜欢歌曲《春天的故事》,不少人都觉得好奇,80后不应该都喜欢“四大天王”和周杰伦吗?当然,这个世界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1997年9月,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操场上,伴随着《春天的故事》歌曲旋律,我不断地变换着身上的彩色布块。当然,跟我做着相同事情的,还有身旁的几百名同学。这是一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文艺演出。当时,我读书的龙华还只是宝安区的一个镇。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被抽中参演节目,当时还是有些抗拒的,因为放学后要排练。

说实话,那些彩色布块的变化,到底呈现了什么样的图案,我早就忘记了。但那首《春天的故事》仿佛有魔法般,整整一个学期都萦绕在我脑海中。

作为一名“深二代”,我喜欢它的词句,喜欢它诉说的故事。生活在中国南海边,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幸福的一代人。如今,25年过去了,这座城市变得越发美好,或许,这就是我爱上它的理由。(刘钢)

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先生带我去梅林一村工地拜访朋友,顺道看看他参与建设的梅林一村。我们从梅林四村住的地方出发,一路走过去,那时候梅林路没有通车,路上一片漆黑,约两站地,走了差不多半小时。

后来的梅林一村留下了女儿成长的足迹:读小学、午托、学画画、学奥数、学游泳……家乐福成了我们的菜市场,肯德基的薯条成了女儿的最爱,那里的面点王成了我们的周末食堂。小区背后的梅林水库、学校旁边的下梅林文体公园成了我们周末的“打卡地”,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留在了梅林一村。

梅林一村1996年开建,1998年竣工。总建筑面积约为80万平方米,是由深圳市住宅局开发兴建的大型福利房、微利房住宅区,当年被誉为“亚洲第一村”。2006年11月荣获“国际最适宜人居社区奖”及“最佳健康生活方式奖”第一名。 (顾蓉)

“人还在南油呢”,温某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到福田香蜜湖某茶楼:“你们先喝汤,我马上就到。”

“别吹牛,抓紧出发吧,等你来上菜。”茶楼这边的人深知温某的话是惯常语,是迟到者的老套路。于是通知服务员先上汤。

汤很快就端上来了,正喝着呢,突然闪进来一只“厶鸡”——温某摇曳着身姿推门而入,惊呆了六只眼睛:怎么这么快?

“走了一条新路,路上没有灯,也没什么车,我以170码的速度干过来,全程只花了13分钟,超爽!深知你们‘三缺一’的焦躁,嘿嘿!”

这是1999年国庆节的傍晚、滨海大道正式开通两天后、一个麻将局开始前的一个真实片段。现如今,先不管限不限速,从南油到福田怎么都需要一小时吧。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汽车业的发展呗。 (冯景)

2000年夏天,作为新闻系学生,我来到广州某体育媒体实习。闲暇之余,应好友之邀,生平第一次来到了深圳。

接待我的是同学老五,他彼时在深圳商报实习。住的地方,在银湖三九制药厂,也是他叔叔的职工宿舍。我们几个人挤在小小单间,说着理想,憧憬未来。

“看海”几乎是每个内陆学生第一次来深圳的必修科目。第二天一早,我们迫不及待从银湖汽车站坐公交车去大梅沙。

风尘仆仆一个多小时,抵达目的地。大梅沙让人眼前一亮,沙滩很干净。初见大海,兴奋不已。我们几个不由分说,脱掉上衣,就往海里跳啊。

碧蓝的海水,白色的阳光,整个人被一种巨大感包裹,在风和浪的尽头,没有思想,也听不到声音。

就这样,下水-沙滩-下水-沙滩。整整7个多小时,没采取任何的防晒措施(关键也没人知道啊)。回程的大巴上,每一个人都感觉全身都辣的,当时还觉得挺带劲。

孰不知,几天后,代价来了。回到广州后,我从脸到脖子到背部,都晒脱了一层皮,一碰就阵阵刺痛,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日晒伤”。

很多年后,每每别人问起深圳到底有什么好,我总会说,“深圳飘散着一种大海的气息”。 (朱健)

2001年9月11日,我轮休。晚饭后,霸着电视的老爸忽然大喊:你快看!那栋楼怎么回事?

我一眼看到电视里浓烟滚滚的纽约地标世贸中心双子塔,听着老外一片惊呼、客机接连撞上去,第一反应是:这灾难片也真敢拍!然后我猛地意识到,这是新闻频道!当时我真是倒吸一口冷气,头皮发麻。直到直播告一段落,我才艰难地对老爸说:这是真的!天要变了!我得马上回报社。

那一晚,全报社喧嚣一片,所有人都在紧张推理谁干的、太惨了、有救援吗、在纽约的亲友报平安了吗……但也寂静无声,因为电视卫星信号还在滚动传回双子塔坍塌后那一幕幕画面。国际部所有人都在疯狂编译、存图。集团英文报等友军也赶来支援。《》等官网的英文稿件、现场照片,流水一样的被编译,滚动成稿、滚动审校、滚动调版、滚动送审……直到送孩子上学的车声喧哗从楼下传来,“开印了”的通知传遍组版房,大家才纷纷从散落一地的版样与尘埃升腾的光影中站起身来,恍然若梦。

“911”浩劫深刻改变了世界。我们亲历历史,来过,见过,报道过。(徐丹)

2002年12月6日,中国足协在北京大宝饭店为当年甲A联赛最终积分相同的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两队准备了一场“决斗”——抽扑克牌决出赛季排名。深足助教谢峰以黑桃Q“险胜”国安领队魏克兴的梅花J,深足喜提亚军。

鼻梁受伤的李玮锋戴着黑色面具打了半个赛季,夏天随国足征战世界杯,秋后赴英超埃弗顿;

“莫西干”发型的郑智由后卫改打前腰,释放进攻天赋,一飞冲天,荣膺中国足球先生;

另一位巴西外援堤亚戈,把家人的姓名用汉字文上手臂:简爱、举、碧雅、凯文。

我到今天还记得深圳体育场的火爆场面:3万球迷坐满,吼声震天、鼓点爆裂,那时的看台允许放焰火,那年烟花特别多。

2002不仅是深圳足球,也是中国足球、中国体育的美好一年。那一年,国足亮相世界杯,姚明去了NBA。也正因为创刊不到一年的晶报在世界杯前搞了一次招聘,我“转会”来投,一干就是二十年。

当时的我,还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三学生,正好在晶报实习。在正式接触关于非典的采访之前,内心还是挺紧张的,作为官方媒体会怎样介绍非典?如何减少市民惶恐?

2月11日,深圳特区报发出《我省部分地区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首篇报道。之后深圳报业集团多家媒体开始集中发力,仅仅在4月份,《晶报》就发出了有关“抗非”的百余篇重要报道。此后,更是推出了《非典时期的话剧——我的眼睛为什么饱含泪水》特别策划共8个版,以7幕话剧的形式反映动物的悲欢离合,反省人类的环保意识。一幕一个故事,看完之后心情悲伤又激荡。

在这场与病毒博弈的交锋中,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引导功能体现无遗。人心不慌了,我的“心意”也坚定了——认准深圳,毕业后,我要在这里奋斗青春。

转眼18年过去了,幸运地见证了深圳在朝气蓬勃中日新月异,也愈加感谢当年那场“命中注定的相遇”。 (邓媛)

2004年12月28日,深圳地铁一期工程正式通车!从此,深圳城市交通进入了“地铁时代”。

回想地铁刚开通的那一天的心情,依然线日是好朋友生日,我从学校赶回深圳参加聚会,无心插柳,却意外见证了这一历史重要节点。好友所住的小区并不在地铁沿线,但为了“尝鲜”,我们查了一下周边的地铁站,发现香蜜湖地铁站离得最近,于是在地铁开通当天,我们步行两公里,专程跑去搭地铁。

从香蜜湖进站,坐到终点世界之窗,又重新坐回来,一路都很开心。那天,许多深圳市民也都赶来搭乘首班地铁,创下国内地铁开通首日客流量最高纪录。当时,对深圳市民来说,坐地铁还是新鲜事。

香蜜湖站,是我乘坐的深圳地铁的首站,想不到从此结下了缘分。毕业后,我顺利来到深圳,加入晶报,地铁所在站点便是香蜜湖站,这个站点,也成了我搭乘最多的站点。 (赖良青)

2005年,我大学毕业来到深圳工作,刚入职时的岗位是夜班编辑。当时每天凌晨一两点才下班,一位姓吴的主任经常会组织大家去宵夜。吴主任的腋下总是夹着一个钱包,里面全是现金,看上去像个大老板(后来他真的转行做了老板),有他和钱包在,宵夜的底气就很足。那时大家还年轻,新闻业正处在黄金期,吃宵夜也显得格外有劲儿,记得有一次在新闻路上吃鸡煲,一直吃到听见了鸡叫,天快亮了才散去。

因为养成了吃宵夜的习惯,部门不组织,回家也要整点儿。家附近有个烧烤摊,摊主是重庆人,烤出来的东西很入味。摊主的老婆负责打下手,那时正怀孕大着肚子,每天笑眯眯地招呼客人。后来孩子出生,摊主夫妇边做生意边带孩子,凌晨的街角,一边是烟雾缭绕,一边是食客的喧嚣声和婴儿的啼哭声。再后来,烧烤摊搬家了,一次偶然路过,又碰到了他们,烧烤的味道多年未变,而当初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大姑娘,穿着校服,在深夜的街头,与父母一同留守在小小的烧烤摊…… (彭健)

这年11月初,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照例颁出,获奖消息之外,我搜到了中华读书报的一篇独家获奖作者作品介绍文章,作者胡小跃,写得好,特别及时。那天签版时间紧,来不及联系作者,我就对原文稍作调整,署作者名上了版。

没过两天,早晨上班,很难得收到了一封纸质信件。看到寄件人地址栏写着:海天出版社胡缄,我心里一惊,大概是胡小跃先生的信吧?是不是责怪我未经允许转发稿件,同时讨要稿费的?心里暗想,有事打个电话不就好了,这还写封信。我忐忑不安地拆封取信仔细一读,出乎意料,小跃先生的信中全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感谢我编他的稿子认真负责,改得好,希望见面云云,还留了联系电话。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迫不及待拿起听筒,拨通了接手文化版后第一个名作者的电话……

他乡遇知己。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从“小编”熬成了“老编”,回想起来,当时小跃先生的鼓励是如此珍贵。 (沈强)

毕业四年,空窗四年,朋友怕将来没人继承我的QQ号,介绍了他跟我认识。2007年,我是福田CBD小白领,他是蛇口外企精英。年轻的我们认为距离不会影响爱情,情人节他会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换几趟公交车来福田。周末我会去蛇口见他,晚上一起去海上世界轧马路。

那时候,“女娲补天”还在海上,黑暗中我只能隔着栏杆远远地望着她的剪影,很神秘。然而,距离并没有产生美。

慢慢地,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忙,周末难得的见面机会也被加班、出差占用了。谁都没有想到,在快节奏的深圳,我们跨区谈了一场“异地恋”。

很多年过去了,地铁2号线连通福田与蛇口,海上的“女娲”也上岸了,我找到了不用异地的爱情,他也生了二胎,深圳的快节奏让人没有时间沉溺于过去。

2008年不是北京奥运会吗,作为主流都市大报不是要大搞特搞吗,本人不是作为报道总指挥吗,于是某赞助商友好地说:给你们一个深圳火炬手的名额吧!

自然是欣喜若狂。但转念一想,这事得上报给总编辑呀,倘若他不当火炬手的话,那我不就不好推却了嘛……于是电话请示,没想到电话那头不假思索:让一线体育记者去跑吧。

挂了电话,有些若有所失,又不得不照办。于是叫来体育部主任商量名额给谁?没想到我俩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名字。

事后证明,火炬手为我们争了大光了,反响极好!事后,我十分庆幸自己当时没去,否则一定是蹲地上粗喘,跑起来还万分难看。 (冯景)

儿子2003年随调来深就读后,我对他的学习操心很少。小学读的狮岭小学不是名校,但离家近,上下学不用接送,老师也很负责。记忆犹新的一次操心,却未遂:小升初,老婆逼我去找本区最好初中的校长,结果我三过校门而不得入,只好作罢。

庆幸的是,很快,景秀中学的教导主任打电话给我们,主动把我儿子从北环中学要到他们学校。我儿子参加过深外的选拔,离录取线只差三分,估计被他们看上了。当年,该校从外省引进的一名女校长,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初中三年,老师很负责,不时主动打电话与我们沟通孩子的情况。结果,儿子那一届,该校考取“四大”的学生人数创了纪录。

如今,儿子曾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已并入名校教育集团,片区家长再也不用为孩子没有好学位而削尖脑袋想办法了。

2010 “不惑”的我,遇见“而立”的深圳如今,每当我经过深南路与红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脑海里便会浮现2010年9月6日中午,我路过这里时的情景:当时来深圳探亲的我,正准备去罗湖汽车站坐大巴回汕头,老哥开着车送我,正要从红岭路即将拐进深南路,此时红灯亮了。停车等待之际,我抬头见到路对面晶都酒店的外墙上格外亮眼,两条数十米长的红色字幅,在高空中垂挂而下,上面写着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祝福;与斜对面鲜花簇拥中的画像两相呼应……那一天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召开,当晚的焰火晚会在市民中心绚烂绽放。这座城市到处洋溢着一股创造历史、见证奇迹的自豪感,强烈得扑面而来。

就在绿灯亮起那一刻,接到了老弟的电话:“你要不别急着今天回去,或许你可以试着留下来……”就在那一天车子掉头之后,三十而立的深圳特区,与即将四十不惑的我,因为这个电话,开始了另一种新的连接。 (陈碧霞)

2011 深圳大运会与世界零距离在深圳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道路上,“大运会”绝对是浓墨重彩的篇章。

2011年8月12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湾体育中心盛大开幕。这是这座年轻的城市第一次举办规模如此之大的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全城欢腾,盛况空前。

当时作为晶报体育部记者,我在大运会赛期的十余天里,每天清晨从福田出发,坐地铁一个多小时抵达龙岗大运站,然后进入大运村和比赛场馆,完成各类采访报道。国内外的参赛选手、央视主持人、志愿者、工作人员……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结识了几个外国水球运动员,跟着他们在大运村学中国武术,还带着他们坐地铁逛深圳。事实上,当年的深圳大运会实现了“零失误、零投诉、零差错”,得到了众多参赛者的一致好评。

如今,11年过去了,在深圳的某些角落,你仍能瞥见当年深圳大运会“Start Here”的口号、相关标语和涂鸦画。大运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和基因里。 (邹振民)

2012年7月初一天,手机响了,“小五(我外号),你生了娃好好休息,我和敬文、妍琦先不去看你了,马上要慈展会了,忙得要死!”时任《晶报公益周刊》部主编、后来也跟我成为好友的尹菡姐,在电话那头点燃一贯的大嗓门。

彼时,我是周刊编辑,刚刚生了娃,还没开通微信,记录生活用得最多的是微博。

7月12日,第一届慈展会在深圳顺利召开,这也是继“高交会”“文博会”之后,又一个落户深圳的国家级盛会。

当年,我因休产假未能前往现场。2013年第二届慈展会召开时,我没有错过。不仅去了,还带着1岁多的儿子一起去的。我们在《晶报公益周刊》版面展示墙前留影,在晶报展位中间看到一棵用环保硬纸板做成的“公益树”,“树”上挂满暖心留言,“树”下围拢了一群小孩子正在画画。我拍了照片,发到微博,是为纪念。

那一刻,可以真切感受到,爱心善举因一次展会而汇聚在一起,原来这么有感染力。深圳这座“大爱之城”,到处都有动人的角落。

2013 外婆与大梅沙2014年,我的外公外婆来深圳看我,那是他们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为了省钱,二老坐的是吉林到广州的火车,足足坐了三天两夜,下车后再转车来到深圳。

外婆到了深圳以后,对深圳的空气和绿植很迷恋,她说在东北嗓子经常干涩发痛,来了深圳居然好了。外婆能准确说出深圳街边植物的名字,她喜欢蓝天喜欢大海。

我带他们去了大梅沙,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海风阵阵,已没什么游客。外婆卷起裤脚,望着那一片蔚蓝,兴奋地用手拍打着海水,高兴得还喝了几口海水。“真的是咸的!”这是在东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外婆第一次见到海。那也是我第一次认真观望这片海,大梅沙,我从没发现它竟然那样沉静而美丽,也是那一刻,我爱上了深圳,爱上这座有海的城市。 (张羽淳)

2014年3月22日,我首次参加深圳磨房百公里徒步活动。这项已经举办了13年的“用脚丈量深圳”的“驴友”聚会,从当初的几十人户外徒步,发展成了有数万人共同参与的深圳独有的“全城的狂欢”。站在起点——深圳湾F1摩托艇赛场,想着自己将穿过都市、翻过山林、踏过海滩,从日落走进黑夜、从黑暗迎来天明,心潮澎湃。

一路上穿越深圳市区多条绿道,途经3个打卡点和多个补给站,在跨越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时,已用时11小时45分,行走大约46公里,休息片刻之后,忽然有一种拼尽全力的疲惫感,果断放弃。最后复盘:一路上休息很多次,共吃了五颗巧克力、两根黄瓜,三个鸡蛋,还喝了一碗鸡汤(沿途志愿者免费赠饮的)和一碗米粉,脚后跟两侧起了5个水泡。

据当时新闻报道:共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建、广西、湖南等地4万余名驴友参与此项户外运动。有4000多名志愿者为活动服务。 (王博)

这是我告别十年报纸夜班后的第一次早餐,也是转新媒体中心内容总监岗的第一天。

当年政务微信刚兴,但作为新生事物,少有专业人才。懂政务懂新闻的媒体人,只要跨过懂微信这一关,优势立显。

那时深圳交警、深圳卫计委(还不叫卫健委)、幸福福田,是政务号先行者,在相当长时间都是晶报的合作伙伴。晶报也迅速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政务新媒体运营机构,这是后话。

是日会谈,我苦口婆心给对方洗脑:做微信号一定要有用有关有趣,获认同,接下来就相谈甚欢了。自此,一入新媒体深似海,每天都是新的更是满的:微信号关注了上百、入群无数、7×24开机……

一路狂奔拥抱变化,正如《南方周末》的当年献词:对许多人而言,拇指在手机屏幕方寸间游走的距离,也许超过双脚走过的路程……这是一个被变化加速快进的中国。太多的生活方式不是已经被颠覆,就是正在被颠覆中。 (王彪)

2016年5月份的时候,我第3次走进台湾。突然觉得,台湾怎么也没那么便利了呢?按理说,这里有四通八达的捷运、遍地林立的超商、喧腾热闹的夜市……其实最主要卡在一件事上——花钱。

在手机移动支付早已司空见惯的深圳,付款买单一扫一点,万事大吉,但这在当时的台湾却是刚刚起步且步履维艰。要是有张悠游卡还好说,一张卡基本也能解决平时“吃行”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天天得把现金揣兜里,一叠纸币、一把钢镚,恍若深圳N年前的样子。

2016年,诞生3年的腾讯移动支付月活跃账户及日均交易笔数均超6亿,数字惊人,微信提供“连接一切”的能力,正形成一种全新的“智慧型”生活方式。以腾讯为代表的一批深圳本土企业,立足科技创新,向关键技术领域不断挺进,它们因深圳而精彩,深圳因它们而蓬勃。

于是,一种未曾到访过的荣耀,在2016年的那段驻台岁月里突如其来,历久弥新。 (赵茜庆)

2017 那一刻的决定有些决然“5年前妈妈告诉你有得上深中初中部那一刻,当时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女儿高中住校,我给她发去微信。“骗人的吧,又有一点点觉得应该不是骗人的吧?虽然我数学不咋地,但是整体还是可以的。难以置信但是挺开心有名校读了!”女儿的回忆仍透着当年的兴奋劲。

当年目标学校是离家要近些的深圳外国语,无奈拼考试资格的两个渠道,班级抽签和网络摇号,都落空了,女儿一度有些失落。当我们决定搬到深中边上陪读时,可以想像她的雀跃,而传说的读深中必须理科强,她的数学并非优势科目,这也正是她的疑虑之一。

阖家搬往深中边上的小区,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长了许多,生活圈也改变了不少,但三年里,体验了罗湖的传统商圈文化和热情的邻里文化,一家子也乐在其中。

经过深中三年的培育,没想到现在女儿已把数学作为将来读大学的心仪专业。2017年那一刻有些决然的决定,注定难以忘记。 (黄瑞填)

窗外风声夹杂着雨声,就连大树也身不由己地随风“狂舞”,室内却出奇地安静,一项议程接着一项议程,颇有点“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谁能想象:这群人全然不顾台风最高级别预警,一定要将这场会议进行到底。2018年9月16日上午,我竟然在参加一场学术会议!谁还记得会议主题是什么,当时的会议报道亦归于湮灭。只记得外面越是风雨肆虐,参与讨论的每个学者越是从容笃定。好像谁在有意制造一种反差。

临近午时,妻子发来微信:“大风快要破窗而入,我跟孩子坐在角落里,不敢走动。”我的朋友圈里滚动播放着台风在城市沿海、街道、社区四处“作案”的现场。整排整排的树木被拦腰“斩断”、高楼好像醉汉一样摇摆出令人心悸的幅度……经过连夜清理,第二天全市又全面恢复了生活生产秩序。照片里的深圳人攀过倒伏树木也要去上班,一时传为网络美谈。恍然有悟:原来台风天淡定开会也是需要“底气”的。 (魏鼎)

2019 深圳书展来了2019年7月19日,2019南国书香节暨深圳书展在深圳开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媒体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呼吁过:深圳也应该要有一个与自己城市地位相匹配的书展。终于,千呼万唤的深圳书展落地了。

对于深圳,这场盛会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图书的展销会,更是深圳从“阅读饥渴”走向“全民阅读”的见证,书展让深圳变成一个全市联动的展会空间,面向全市中小学免费派发入场券,依托罗湖、中心、南山、宝安、龙岗五大书城设立5个分会场,围绕不同主题策划开展阅读活动;遍布全市的简阅书吧设立专项活动点,阅读发生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作为书展的记者,最深的印象,不只是累到体重减轻,在书展的最后一天,记者们在卖场大“杀”四方,到各个出版社展位扫书,因为价格实在太“抵”,每人都忍不住消费大几千,驼了一车书回家,最后大家争相自嘲“一个书展,让我们身体也垮了,钱包也空了”。 (谢晨星)

下午一点,在用英语磕磕巴巴回答过问题后,自觉面试发挥欠佳的我,着急地用中文脱口而出:“各位老师,我对深圳这座城市和深圳大学非常向往,请认真考虑一下我!”

一小时后,发现手机定位移动,我和同伴连忙向小区管辖的巡警求助。巡警没有丝毫犹豫,对照移动的定位,谨慎地追踪上去。临得近了,巡警朝后向我们作出嘘声的手势,另一只手轻轻放在腰侧的警棍上,小心谨慎地向前探路,我在其后偷偷咽了咽口水,发现手心都冒汗了,满脑子闪过的都是刀光剑影的电影情节。

就在此刻落笔的刹那,窗外台风“马鞍”乍起——这当然无甚新意,台风为南国常客,尤其是对深圳这样的海滨城市而言。2022开年至今,深圳大事、新闻不可谓不多:四月份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深入实施文化强市战略,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当月,晶报第一期“元故事”出街,立志要开辟深圳故事的“新纪元”,开足马力向“转型大文化”的“flag”前进。我也迎来了自己“码字生涯”的新纪元。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世间事纷纭万象、变幻莫测,若紧紧盯着“变者”不放,似乎就会陷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囧地。在反复往来于大芬油画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几个采访地的途中,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元故事当然是“新”的,好多深圳故事也值得“重新”讲述。但为什么要讲述?又如何讲述?

直至自己沉浸在受访人的讲述中,被对方的回忆与意识流所裹挟,坐在电脑前忘情地重温访谈内容,信“笔”由缰而不吐不快时,答案才恍惚浮现:原来我与受访者都有一种要打动他人的欲望。“好故事”理应是值得讲且世人乐意听的东西。就好像此刻耳麦里咿咿呀呀唱着的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对于我来说,“好故事”就是把值得讲述的深圳故事、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 (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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